左宗棠生活的70多年（1812年至1885年，即清嘉庆十七年——光绪十一年）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迅速衰落的时代，西边贼兴，东边祸连，内忧外患，加剧迭起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已是落日黄昏。还好，大清出了个左宗棠，是他，拼上一腔热血，东征西讨，左冲右突；是他，凭着过人的才智和勇毅，冲锋陷阵，靖边绥乱；还是他，挺着一身硬骨，力保国土不失，护佑国民周全，留得泱泱中华一点尊严。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《论中国》一书中如是说：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勇敢的睿智的中国人。
从康熙时期开始，新疆准噶尔部就一直是清政府的心头之患，后来历经康、雍、乾三代，屡屡侵犯清朝边界，最严重的时候其前锋甚至离京师只有三百多公里，无奈，康熙几次御驾亲征，虽然将其打败，但隐患并未根除，直到乾隆时期，才终结了和准噶尔的拉锯战，算来总共耗用了七十年光景，代价不可谓不大。也是在这一时期，沙俄趁清军陷入平叛战场无力西顾之际，发动了伊犁塔城之战，侵占了“外西北”（新疆以西，大致包括今天中亚、七河流域、伊塞克湖地区和大部分的帕米尔高原）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清军在俄军和叛军的双重打击下损失惨重，再加上陕甘回乱切断了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，驻防在新疆的清军最后只得困守巴里坤、古城、哈密等少数据点，等待局势的变化，而各路叛军之后又为了新疆的控制权而互相攻伐，整个天山南北到处都是战斗，到处都是鲜血和白骨。面对沙俄的南下，英国人采取自己的“看家本领”——代理人战争。正好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也在满世界寻找外援，两者一拍即合，英国人出钱出枪，阿古柏出人，计划夺取大清帝国的新疆，以新疆为屏障遏制沙俄南下的步伐，阿古柏也可以趁机过一把“新疆王”的瘾。于是，阿古柏在南疆立国称王。一时间，狼烟四起，敌寇环伺，国土被侵占，百姓被掳掠。新疆要不要收复？怎样收复？诸多天大的问题摆上了清廷议事案头。
关于收复新疆的问题，当时朝廷分为两派，海防和塞防。海防，意味着把防御的经费、人员、力量都用在东南沿海，由于两次鸦片战争早已让千疮百孔的清廷雪上加霜，谈虎色变，购舰船、置枪炮、搞洋务、防诸夷，当然是重中之重，绝不可懈怠——“新疆不复，于肢体之元气无伤，海疆不防则心腹大患愈棘……已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，须略加覆减，可撤则撤，可停则停，其停撤之饷，即匀作海防之饷。”新疆既然是“肢体”，并非“心腹”，那么，无奈之下只好保而守之，其实最终是放弃。那么试问：心腹重要，难道肢体就不重要了吗？为什么不能既保心腹，又保肢体呢？回答是：不能！“只此财力，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，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，那是不可能完成的！”
左宗棠提出卓识远见：“东则海防，西则塞防，二者并重。”之所以坚持收复新疆，其根本目的是防备已经做大的沙俄。沙俄和中国，陆地相连，仅天山南北为其中间间隔。如果俄国以后步步蚕食，新疆全境被吞并，那么新疆必将成为俄国前进的基地，沿长城东进，蒙古草原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敌强我弱，到时候北京恐怕都会成为边城了。所以左宗棠视新疆为西部之藩篱，竭力保之犹恐不及。理由：“我朝定鼎燕都，蒙部环卫北方，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…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，西北臂指相连，形势完整，自无隙可乘。若新疆不固，则蒙部不安，匪特（不仅）陕、甘、山西各边时虞侵轶，防不胜防，即直北关山，亦将无晏眠之日……徙薪宜远，曲突宜先，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。”他认为“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，自撤藩篱，则我退寸，而寇进尺”，（《遵旨统筹全局折》）收复新疆，势在必行。在左宗棠看来，塞防和海防就是清朝保护身体的两条胳膊，西北塞防这条胳膊由蒙古、新疆、陕甘组成，臂指相连，形势完整，缺一不可。如果弃守新疆，那么蒙部就不安，陕、甘、晋就成了边境前线，防不胜防，那么京畿的安全也就没有保障了。
争论得很激烈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鉴于塞防派的据理力争，清廷有了清醒的认识，意识到了丢弃新疆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：“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，倘西寇数年不剿，养成强大，无论坏关而入陕甘，内地皆震，即窜入北路，蒙古诸部落即将扣关内徙，则京师之肩背坏，彼时海防益急，两面受敌，何以御之？”最终下了决心，下达了出兵新疆的指令。
论争暂息，可现实问题依然如山。左宗棠统兵西征收复新疆时，国库空虚不能如额拨款，各省“协饷”，款难到位。被逼无奈的左宗棠，只好说服清政府，准许他筹借洋款。不少朝臣、督抚大员极力反对、攻击、讥讽，甚至谩骂，说借钱打仗不合算，是“饮鸩止渴”。可想而知，左宗棠肩上压力山大。当时在军队、装备、粮饷、运输等方面，面临重重困难。而敌人阿古柏的军队装备优良，背后有强国全力支持，敌强我弱，除军事风险极大外，更有极端险恶的政治风险——如果西征失败，政敌必然会落井下石，群起攻之；清政府会把他当替罪羊，他将死无葬身之地，等待他的将是罪及身家，万劫不复。对此，左宗棠心知肚明，但是，他要报效国家，早就有了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。他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，毅然承担了收复新疆的重任。他在家书中写道：“西事无可恃之人，我断无推卸之理，不得不一力承当。”为了收回伊犁，他以六十九岁高龄的带病之躯，冒着盛夏酷热“载棺入疆”，誓与沙俄决一死战。
当此之朝，当此之时，当此之势，只有左宗棠这样的大战略家，才有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胆略决心。
治国分贤愚，格局有大小，见识别高下，执行力更是强弱立判。左宗棠极力主张海塞并重，确实格局远大，思虑缜密，棋高一着，略胜一筹。他的正确主张和英雄行为保障了西北及京师的安全，也为我们留下了美丽富饶的新疆，当然更是为中华民族造福千秋。
于是，又想起一位历史学者的警语：如若不是左宗棠当年的深谋远虑和拼死一搏，嘉峪关也许就是现代中国的西端国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