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亮

法治，公平正义的代名词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法治日益成为人际交往、诚信建设、秩序维护、生产生活的重要遵循和行为戒尺。可以说，没有法治的捍卫，经济发展的活跃度、人际之间的信任度、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就很难保证和约束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最见不得就是执法尺度不一、执法遵循机械、执法内容多变、执法因人而异等诸多有悖法治精神的行为和做法。比如，出于人情世故，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对法律规定作出选择性择取，把有利条款适用到与己有亲情关联的执法对象身上，将不利条款一股脑儿地抛给陌生执法对象，让法治的公平性、正义性在人为的想当然抉择中丧失应有的权威和尊严。

应该承认的是，执法需要讲究政治效应、法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统一，但是执法的前提和基础必须建立在法律执行的划一性之上，适时根据形势的发展、条件的改变、行为的变化，因应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变通，但这种调整和变通绝不是置法律于不顾，而是想方设法让执法对象的行为逐步适用法律的匡囿，不断放大执法的人文内涵和情感效应。

比如，小摊小贩的马路摊点，是一概取缔还是科学保留？考验的却是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。需要明晰的是，执法的目的是让无序变有序、违规变正规，不是针对人、针对事。按照这一逻辑，简单、机械甚至粗暴的执法行为或可达到立竿见影之效果，但未必与法治的初衷相符，也未必能达到皆大欢喜的最优效果。要知道，在人人学法、懂法、用法的时代，毫无执法温情的做法，与时代发展已严重背离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，拿着法律条文对标对表的做法，的确做到了与法治的精神相吻合，但如此有板有眼地“针尖对麦芒”，显然未能触及法治的精髓。

在中国的情境下，立法为公、执法为民，从来都是法治聚焦的核心和关注的要点。如果连“为公”和“为民”都做不到，执法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就失去了依凭。由此来看选择性执法，这本身就是对法治内核的曲解，更是对法治公平正义价值属性的赤裸裸践踏。对于执法者来说，不要觉得执法的尺度手中握，就可以灵活驾驭法条，如果真是这样话，法律不就成了私家的“秘密武器”了吗？

事实上，“法”乃社会最大之“公器”。“法”的存在就是为了刹住私利之谋取、私欲之横行的歪风和邪气，给社会运行、为人处事、交流交易常念念“紧箍咒”，凡是触碰者，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！从这个角度看，执法者和执法对象都是法治践诺的行为主体，谁都没有逾越甚至自由裁量法律的特权。由此来看，所谓的选择性执法，就是对法治精神的最大亵渎，更是对公平正义的严重践踏！